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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数字化转型过程中,大型企业和中小型企业面临的难点有哪些不同?超大城市的数字化转型需要具备哪些条件?我国数字化转型存在的“三不”现象如何解决? 

9月4日,在中国计算机学会(CCF)举办的2021中国计算机大会(CNCC2021)新闻发布会上,CNCC2021指导委员会主席、中国计算机学会理事长、中国科学院院士梅宏对澎湃新闻(www.thepaper.cn)表示,大型企业在数字化转型中最大的难题就是路径依赖带来的惯性思维,“船大,掉头就不容易。”而小企业的特点是上手快,但在前期起步中面临投入跟不上的困境。数字化转型不是短短几年就能简单完成的任务,他认为这个转型阶段可能是几十年,所以现在人才培养就需要加强,为直至本世纪中叶前的转型阶段做储备。

梅宏 人民视觉 资料图

梅宏表示,过去的信息化都是做锦上添花的工作,在数字化的基础上,为原来业务流程的各环节提质增效。传统行业的大型企业在信息化方面表现出色,但普遍都是将信息技术视为提质增效的工具。过去的执牛耳者要接受可能被新技术颠覆的概念并不容易。“数字化和数字化转型不是一回事,转型涉及到一场变革。”梅宏表示,大型企业在数字化转型中最大的难题就是路径依赖带来的惯性思维。“船大,掉头就不容易。大型企业对自己行业的坚守比较强。”而小企业的特点就是上手快,不过在前期起步过程中面临投入跟不上的困境。

“但不管怎么样,大家看看现在已经发生的很多事情,你不改,别人就改你。”现实情况是,以互联网基因为主的企业正在广泛渗透到各行各业,这是技术应用发展的趋势。

梅宏提到,我国数字化转型存在“三不”现象:不想、不敢、不会。“不想”是指囿于传统观念和路径依赖,对科技发展趋势的理解和认识不足,甚至对新技术的应用持抵触情绪。

这在大企业中较为常见,梅宏认为,数字化转型的大趋势不会变,传统行业需要多些警惕,换位思考。数字化转型面临制度、管理、技术、人才等诸多挑战,但是,观念上的转变是数字化转型最核心、最关键的一步。“在这个时代最重要的是开放思维。”

“不敢”是指面对转型可能带来的阵痛和风险而不敢率先探索,期待他人先吃螃蟹,降低自身投入风险,故而就地观望、踌躇徘徊。

“现在数字化转型还在探路期,由于投入大,所以回报不一定落在自己身上,能不能成功还需要很多时间和探索。”梅宏表示,这需要更多典型案例引导转型,需要政府支持数字化转型的创新实践和示范,也需要技术界不断提供各种技术方案。

“不会”也即缺少方法、技术和人才,缺少实践验证过的成功经验和路径。数字化转型并非信息技术和工具的简单叠加即可完成,而是需要兼通信息技术和本行业领域知识的复合型人才。

“中国计算机学会为什么要强调 ‘计算+’?本质上是基于这样一个情况,计算机专业人才对其他行业了解不够。”梅宏表示,计算与行业知识的融合目前“远远不够”。

过去,计算专业人士习惯了计算机被人们定位为助手和工具,解决行业某个环节的问题。传统行业也可以“自学成才”,利用计算机提高效率,“我希望计算机界能够更多接触行业领域,去帮他们做事情,用计算思维去影响、改造和引领行业领域。”

“历史包袱越轻的,越容易发生变化,越新的行业,越容易和信息技术结合。”但他认为,数字化转型不是短短几年就能简单完成的任务,“这个转型阶段可能是几十年,到本世纪中叶,如果我们能看到一些基本的模式和成功范式就不错了。所以现在人才培养需要加强,从思维理念到技术准备、行业融合等等。”梅宏表示,现在加强人才培养,就是为直至本世纪中叶前的转型阶段做储备。

数字化转型离不开数据。数据要变成生产要素、参与市场分配,就必须共享开放,只有共享才能释放数据的价值,当然,也需要保护数据安全。

梅宏认为,开放和安全永远是一对统筹、平衡的关系。技术进步给人类社会带来便利,也会带来安全问题、隐私暴露问题,要在发展中求安全,法律、道德规范、技术紧密结合。“社会发展主旋律是不会变的,当然我们要尽最大努力保护数据安全,保护个人隐私,这也是科技向善的必然追求。”

全面推进城市数字化转型也是事关上海发展全局和长远的重大战略。上海正围绕经济数字化、生活数字化、治理数字化三大领域深入推进各项工作。

上海要努力成为数字应用渗透最充分、数字技术基础最扎实、数字产业集群最丰富、数字要素资源最活跃、数字生态系统最具竞争力的城市之一。

对于超大城市的数字化转型,梅宏表示,超大城市的数字化转型成本高,理念转变不容易,但对于上海来说,财力加上组织力,再加上人才和技术优势,顶层推动和自底向上结合,上海有这个条件。


转载于:澎湃网——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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